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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古希腊语的历史发展

2022-09-23 09:34:02


”他还援引G. N. 哈齐达基斯(G. N. Hatzidakis)教授的话说,“今天在市镇上讲的语言和波里比阿的考伊尼希腊语的差别,比起后者和荷马的语言的差别小得多”,他援引K.布鲁格曼的话说:“从其历史的长时期的一切变化来看,古典的标准


本文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转自:天健文史社、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简介

卢剑波(1904—1991),原名卢廷杰,四川合江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卢剑波先生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曾编《时与潮》《民锋》等刊,活跃在上海文坛,与巴金情谊甚笃。1944年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由文入史,在希腊文化史和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上卓有成就,为我国希腊文化史的奠基者之一,著有《古希腊语的历史发展》《亚狄加(希腊)悲剧的起源》《伊索的智慧》等论著;译有《爱琴文明探源》。卢剑波先生在外国语言上亦有过人造诣,尤精于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同时也是我国世界语的先驱。

一、从史前时期的希腊语、

古典时期的希腊语到考伊尼希腊语

考古发现使希腊历史的源头可远溯到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讲印欧语的希腊人到来以前。新石器时代(迄至公元前2500年)的人种至今尚不清楚,只假定和多瑙河流域的人有血缘关系。在青铜时代早期(约公元前2500—2000年),在大陆希腊的“早期希腊底克”(Early Helladic),在基克拉底(Cyclades)的“早期基克拉底克”(Early Cycladic),在克立特(Crete)的“早期米诺斯”(Early Minoan)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居民和小亚细亚的居民同族,构成所谓爱琴人。从这个时期留存下来的各称来看,如带有-νθ-的Τίρυνς,带有-υνθος-的Κόρινθος, Έρύμανθος,都和小亚细亚许多带有-nd的地名相似。

前希腊语的实际记载是在外围区域发现的。尚未详解的克立特文字(线形文字A)无疑是前希腊的,这种文字的一些样本已在大陆希腊发现。用希腊字母书写的东部克立特的三块“Eteocretan”碑铭,有两块是晚到公元前四世纪的。而一块林诺斯(Lemnos)的古碑铭具有伊达拉里亚(Etrurian)形式。

希腊人的入侵是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即相当于早期和中期希腊底克之间的时期,还是更晚几个世纪,目前尚有争议。但从晚期希腊底克开始,即属于迈锡尼时期(约公元前1600-1200年),人口的主要成分是希腊人,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并且基本得到公认。历史时期以及后溯到史前时期的人口迁移可以根据希腊方言来推断。多利亚人的入侵(约公元前1200年),只是前希腊的希腊人入侵浪潮的最后一次,而在若干世纪以前必定有过希腊人的侵占。赫悌人的Anniyawa等同于ἈχαιFα(比较ἈχαιFοι拉丁语的Achīvī即由此来),公元前14和13世纪赫悌记载中其他专有名称之与希腊名称等同,都证实了这一结论。还有其他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小亚细亚的一些地区和塞浦路斯肯定被早期希腊人侵占过。

自从1780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的梵语发现以来,学者们不久便证实: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歌特语(Gothic)、克尔特语(Celtic)、日耳曼语、立陶宛语(Lithuanian)、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Armenian)和阿尔巴尼亚语都来自同一个母语。远古时期从印度到东欧都毫无疑问地使用,因而这些语支都属于印欧语系。梵语和古代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塔》( Avesta )所使用的语言是这一语系最古的代表,以后便是希腊语。

就我们所知,希腊语的历史(从荷马史诗到现代希腊文学)已足有三十多个世纪,在这种语言的早期历史时期,方言众多。

希腊语较大的方言群的演变,可以回溯到希腊人进入希腊的远古时期。可是,所有希腊方言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由此推知有一个时期希腊语是相对一致的。在这些特点中,有一些古老的希腊语保留下来,另外一些有所改变或革新。后一种情况有许多专属于希腊语。

关于外界对希腊语的影响,上文已讲过一些,例如带有-νθ-的地名原是早期爱琴人占领的遗迹。爱琴语的影响(至少在词汇方面)虽亦显著,但由于人们对爱琴语的知识太少,因此无法作出详备的证明。对一个希腊词的印欧语源没有足够的知识,不能证明它是不是出自印欧语;而只能猜测它或许是个借来的词。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共通的词,如在商业、植物名称和一些官衔(如Τύραννος, ἄναξ, βασιλεύς)中,它们也许都出自爱琴语。

腓尼基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字母。商业的、衣着的和度量衡的许多词汇,都被采用了。但有些词为希腊语、拉丁语和腓尼基语所共通,如这些语言中的“酒”,可以说都出自爱琴语。

拉丁语的影响始于希腊化时期,其他语种的影响更晚,它们与古典希腊语没有关系。

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讲的是以阿提卡—爱奥尼亚语(Attic-Ionic)、伊奥利亚语(Aeolic)和阿卡地亚—塞浦里亚语(Arcadian-Cyprian)方言为代表的“古希腊”(Old Hellenic)方言,其中后两者有共同的重要特征,从较广意义上说,它极可能代表一个和第一群或爱奥尼亚方言同等大小的方言群相区别。因为在更早时期,把这些方言群划归移民浪潮的一个特殊的连续系列,是有些臆测的。但倘若说最早的浪潮是爱奥尼亚人。他们覆盖了阿提卡和萨洛尼湾。(Saronic Gulf),也许还有中希腊与伯罗奔尼撒的不少地区,这个假定仍然不无理由的。

在阿提卡以外,除开北希腊的西北角,都是伊奥利亚(Aeolic)方言地区——不仅包括帖萨利和彼奥提亚(Beotia),这里的伊奥利亚方言夹杂一些西希腊语,还有罗克里斯(Locris)、弗西斯(Phocis)和南埃托利亚(Southern Aetolia)(如传说所说的)等等,有迈锡尼的遗迹和一些语言学上的证据。伊奥利亚语也传播到列斯堡岛(Lesbos)和相邻的小亚细亚海岸,并以最纯粹的形式残存下来。

占据大部分伯罗奔尼撒的人们所讲的语言都残留下多利亚人侵入阿卡地亚(Arcadia)的痕迹。这种方言由伯罗奔尼撒向东传入塞浦路斯,而塞浦路斯与阿卡地亚方言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也传入潘菲利亚(Pamphylia);而且也传入罗德斯岛(Rhodes)、克立特岛、铁拉岛(Thera)等地,有一些零散的痕迹还残留在晚期多利亚语里。在拉哥尼亚(Laconia)和亚哥里斯(Argolis)也有一些多利亚语的残余。

讲西希腊语的部落,完全不在英雄时代描述的图景之外,他们可能住在西北地区。随之而来的多利亚人入侵,乃是希腊人扩张的一部分,它对北希腊的影响并不亚于伯罗奔尼撒,而且导致方言分布的巨大改变。弗西斯、罗克里斯和埃托利亚讲西希腊方言,而且在彼奥提亚和帖萨利方言中也混杂有不少西希腊方言。因此,这些方言除具有西希腊语的重要特征(特别如δίδωτι=δίδωσι等)外,也保留了伊奥利亚方言的显著特征。混杂于彼奥提亚方言中的西希腊方言更甚于帖萨利。在伯罗奔尼撒的伊里斯(Elis)和亚加亚(Achaea)方言跟罗克里斯和弗西斯的西北希腊方言很接近。麦加拉、科林斯、亚哥里斯、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Messenia);变成多利亚方言区。多利亚语从亚哥里斯和拉哥尼亚传入罗德斯、铁拉、克立特等地和小亚细亚的南部;从科林斯传入科西拉(Cocyra)和阿卡那尼亚(Acarnanian)海岸,传到西西里等地。

多利亚方言与西北希腊方言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事实上,整个多利亚方言的一般特点和西北希腊语是共通的。换言之,就是真正的西希腊语。

古典希腊语分类如下:

我们主要是从成千块碑铭较希腊文学更多地知道这些方言。但由于碑铭为数太少,还不能从中获得实际的语言学上的种种概念。因为希腊在语言上,一如在政治上,是不统一的。反之,正因为政治上不统一,也就没有一种标准希腊语,而只有一系列的地方方言。不仅早期如此,即便在阿提卡方言已经成了文学的、散文的规范语言以后很久,希腊的大多数城邦在公私文书甚或在国与国之间的文书上,比如在不同的城邦之间的条约仲裁决定及外交往来等都各用各的方言。许多方言用到公元前二百年,有的用到公元初,尽管或多或少地混杂了一些阿提卡语。它们在口语上尤其是在边区究竟沿用了多次,没有人能够确定。最后它们在卷面或口语上都由考伊尼(Κοινή)希腊语代替,由此而产生现代希腊语。例外的只有现在拉哥尼亚少数人讲的查孔尼亚(Tsaconian)方言,其中一部分是古代拉哥尼亚方言的“后代”。

文学方言(即用方言写的文学)主要是文学发展的结果;它们开始具有某种文学的特点。而它们的作用一经确定,选择此一或彼一,与其靠作者的本地方言,毋宁靠这一个因素。

荷马的语言是古爱奥尼亚语,但无疑混和了伊奥利亚语的形式。这只有当作较早时期的伊奥利亚短诗的残余来解释。在邻近伊奥利亚和爱奥尼亚边境地区,一如在开俄斯(Chios)地区,其方言的混杂实际上是可以肯定的。但在荷马史诗里的混杂和它们相比是极其不同的一种,也许不能把它看成任何自然方言口头上的反映。

后来的一切史诗都模仿荷马的语言,主要有希西阿德(Hesiod)以及悲歌(elegic)和短长格体(iambic)诗人如爱奥尼亚的阿奇洛卡斯(Archilochus),雅典的梭伦和麦加拉的提俄格尼斯(Theognis)等,他们或多或少对其后所有的希腊诗歌产生了影响。

阿尔开乌斯(Alcaeus)和萨福(Sappho)所使用的他们本地的列斯堡方言。具有一些史诗形式的痕迹。特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在自己的三首田园诗里便仿效了他们的语言,而他们的列斯堡形式又被别的抒情诗人使用,甚至用在多利亚合唱抒情诗里。

合唱抒情诗的语言是多利亚语,不管诗人是彼奥提亚人如品达(Pindar),还是爱奥尼亚人如西摩尼底斯(Simonides)和拜库里底斯(Bacchylides)。可是,这种多利亚诗并不等于任何特别的多利亚方言。它毋宁是一种沿袭下来的多利亚语,一种人为的混合物,具有多利亚语的许多一般特征,而且淘汰了地方色彩,具有史诗的和列斯堡的混合形式。阿尔克曼(Alcman)的语言更是莱奥尼亚(Laeonian)方言。在伊庇卡穆斯(Epicharmus)和梭弗隆(Sophron)的片断中发现一种西西里的多利亚文学语言,其后在特奥克里图斯的田园诗以及由大希腊作家写的多利亚语散文片断中也发现这种语言。

最早的散文作家是爱奥尼亚的哲学家和公元前六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公元前五世纪,不只是希罗多德,还有科斯(Cos)的希波克拉特,后者虽是个多利亚人,也用爱奥尼亚语写作。当时由于雅典优越的政治和文化地位,阿提卡语成了戏剧的公用语言,而公元前五世纪末的散文也是用阿提卡语写成的。最早的散文作家如修昔底德,象悲剧作家那样摈弃了某些有着阿提卡方言味的语调,例如不用本地的ΤΤ和ρρ(如πράΤΤω, ἄρρην),而用爱奥尼亚语的σσ和ρσ。阿提卡语成了确认的文学散文语言。雅典的伟大作家包括三大悲剧家,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作家除提到过的修昔底德,还有塞诺芬;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演说家德摩斯提尼,都使用这种语言。一言以蔽之,古典希腊语就是阿提卡希腊语。

不过阿提卡方言本身也是变动的。塞诺芬的《长征记》( Anabasis )是阿提卡希腊语的上好范例。但是,当他写到居鲁士如何把来自希腊各地的希腊人编成一支大军时,这已经预示将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公用语出现。而《长征记》本身及其含有的不同于阿提卡方言的成分。已经可以把它视为这种公用语的先行者了。

马其顿亚历山大自己接受的就是阿提卡希腊语的教育。由于他统治版图扩大,这种语言与种种不同的语言接触并受其影响,使之有了轻微改变,这就成了希腊化世界(亚历山大帝国)的公用方言(Κοινή διάλεκτος),希腊语从而由古典时期(从荷马到亚历山大时期),进入考伊尼希腊语时期(从公元前330年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修建拜占庭)。

二、从考伊尼希腊语到现代希腊语

从考伊尼希腊语到现代希腊语的演变经历了拜占庭时期(从君士坦丁到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庭)。

考伊尼希腊语是约公元前280年在亚历山大里亚,由七十位学者翻译的、《旧约全书》所用的语言,因而这个译本便叫做Septuagint译本,而《新约全书》也同样是用这种宿言(即所谓“圣经希腊语”)翻译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这两部书还是考伊尼希腊语主要的现存的纪念品,当时这种语言曾被视为古典希腊语的贬抑。但自从发现并出版了考伊尼希腊语时期的大量纸草文书(papyri)和碑铭,很快就把上述不正确的意见廓清了。Α.Τ.罗伯特逊(Robertson,《希腊语新约语法》 A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的著者)所引的186个词,假定是“圣经希腊语”的,那末便可证明,在纸草文书和碑铭中已普遍使用这种语言了。

研究希腊语言的学者们证明,在希腊语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都一方面用作文学的和正式的演说,他方面,也用作普通谈话、写书信等等的本土语言。古典时期希腊文学的乡土语言就有一种被保存下来。例如,阿里斯托芬的某些剧本里所用词语,在别的希腊文学作品里就找不到,而在非文学的考伊尼希腊语里才又见到。它们始终是乡土语。

考伊尼希腊语时期的作家依然倾心于纯粹的阿提卡文风。琉善(Lucian)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用文学的考伊尼希腊语著书。新约的希腊语关部分是非文学的考伊尼希腊语即人民的日常用语。文体是质朴而生动的。经常用历史现在时,也喜欢用直接引语。

但是,部分地由于所有的活语言的自然发展(甚至在雅典也是如此),另一部分由于它在非阿提卡希腊人中流行,这种希腊化希腊语变得和古代阿提卡作家们所用的阿提卡语大不相同了,雅典式(Atticism)一词便是对变革的抗议,也是一种既牢牢地固守古阿提卡语的传统,又保持与伟大的作家们所用的语言一致的企图。他们曾经列过一些词表,把应该赞许的阿提卡词和应该反对的希腊化时期的词对比起来。在许多场合,希腊化词却是那些留存下来的词,正如被罗马语法家斥为俗语的词,恰恰是保存在罗曼司语言(Romance Languages)里的词那样。新约的语言是带有明显的俗语变动的希腊化时期的语言。

希腊化时期的语言是现代希腊语的源泉。许多拉丁语被采用,其中一些是在罗马统治时期,另外一些是在早期拜占庭时期,以后还假借了一些斯拉夫语和许多土耳其语。词汇的搀杂是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共有的情况;在发音、造句以至在词义上也有改变,欧洲语言也不例外。不言而喻,现代希腊语和古代希腊语很不相同,但它是后者的嫡传后裔,正如意大利语可以看成是一种拉丁语的现代形式那样。

一般说来,拜占庭希腊语只是考伊尼希腊语的简单继承,尽管有些作家仍然不合时宜施死抓着阿提卡文风。这些人当中的其中之一便是写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普罗科匹阿斯(Procopius of Caesarea,518—610),他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奉为自己的模范。但是,教会神父们和古典作品的注疏家们的,以及“丛书编纂家”(或百科全书派)与历史学家的许许多多著作,绝大部分是用考伊尼希腊语写的。在拜占庭时期,学术活动在希腊本土殆已停止,只是在拜占庭、小亚细亚以及一个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还在继续研究希腊语言文学。

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原拜占庭)失陷以来,希腊语在东正教(Orthodox Church)里仍然使用。希腊人民也在口头讲笔头写。这样,它还是一种非学者的俗语,但也是一种文学语。例如,希腊报纸就尽力固守“文学的希腊语”(Καθαρεύουσα),所谓考伊尼希腊语时期的倾向,在现代希腊语里继续表现出来,例如ἵνα在非结果从句中的使用,就是这种倾向在现代希腊语中的标志。

发音的变化,长期以来是古文书学家们(Paleographers)所熟知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在抄写古人的手稿时会不时发生错误。那样的现象之一是所谓itacism或iotacism,意思是说,在发iota音时有一种倾向,给它加上另外的元音和双元音,如η, υ, ει, οι。ὑμεις和ἡμεις都同样读成“emυες” [imis],而“‘”便不发出来。

尽管象其他活用的语言里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但这种伟大的语言在今天却令人吃惊地和它古代的原型相像。罗伯特逊就说过,“人民大众讲的现代希腊语,实质上和拜占庭的希腊语有不同。”他还援引G. N. 哈齐达基斯(G. N. Hatzidakis)教授的话说,“今天在市镇上讲的语言和波里比阿的考伊尼希腊语的差别,比起后者和荷马的语言的差别小得多”,他援引K.布鲁格曼的话说:“从其历史的长时期的一切变化来看,古典的标准在书面文体上,直到现代,和荷马的没有大的不同,而当今希腊人的语言与希腊最早的碑铭上人民的语言非常相似。”

我们认为,如果说希腊语是一种死了的语言,这是不正确的。希腊语的历史没有中断过。自然,发音、成语、造句法等,作为一种活语言讲,是经常有所演变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现代希腊语基本上是从古代的语言演变过来的。如果德摩斯提尼还活着,他阅读现在雅典出版的报刊也不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现代希腊的报刊、书籍上所有词汇,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出自古典希腊语。因之,一个熟谙古典希腊语的人,读起今天雅典出版的报纸,也不会不理解(当然,有些外来语,近现代科技文化方面的术语,是要靠词典来求解的)。

远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希腊本土、爱琴诸岛包括克立特、小亚细亚西海岸、潘菲利亚和塞浦路斯的一部分都讲希腊语。公元前五百年前西向殖民以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大部分是希腊人的;在北非海滨,在高卢与西班牙也同样繁荣着希腊殖民地;其他的殖民地也遍及爱琴海北岸和黑海沿岸。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在遥远的东方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基督时期,地方语言还是亚拉米语,Aramaic)和埃及,希腊语成为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甚至在罗马统治下,它也是官方用语。

直到基督纪元时期,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在高卢与西班牙的殖民地的罗马化才终于完成了。在阿拉伯征服之后,非洲的整个北部和东地中海,都是讲阿拉伯语的区域。斯拉夫人占领了许多从前希腊化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土耳其人的征服使小亚细亚都讲土耳其语,只有滨海的和一些散处内地的村社才是例外。

不难看出,现在讲希腊语的地区,除了丧失了小亚细亚海岸以外,实际上仍是西向殖民和马其顿征服以前的旧希腊世界。